傍晚，他们又罚我跪在堂屋门槛外的石阶上。

山里晚风像刀子，割得脸生疼。

这时候我格外想念妈妈带着皂角清香的怀抱。

我记得开春那会儿，在村口垃圾堆捡到一本城里人扔的旧杂志。

封面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女人，笑得像后山的山茶花。

她长得和妈妈一模一样。

内页写着“医学博士谢常欢攻克医学难题后神秘失踪”。

报道里面说，妈妈出身名门，有爱她的爸妈，宠她的哥哥。

常欢——这名字真好听，比村里人喊的“高家媳妇”好听一百倍。

村东头王奶奶有回纳鞋底时念叨过：

“你妈刚来村里那会儿，穿一身白大褂，药箱里那些家什，咱们见都没见过。”

那年妈妈跟着省医疗队来义诊，在青龙潭洗手时滑进深水区。

在附近摸鱼的爸爸“正好”救了她。

我一直以为是妈妈忘恩负义。

直到奶奶在灶房蒸馍时得意洋洋地说漏嘴：

“真当是巧合？我让旷宇蹲了三天才等着机会！她那身段一看就好生养......”

蒸笼的热气熏得奶奶脸颊油亮：

“这丫头还想往回跑？幸亏把她肚子搞大了，有了你这根绳，总算拴住了。”

我蹲在门槛上搓玉米粒，指甲掐进了玉米芯。

原来每回妈妈望着出山的路发呆，不是在犯傻。

原来妈妈在爷爷喊疼时，口中喃喃的病情不是得了精神病。

原来妈妈哭着喊着，挨了几天的打也要送我去上学不是得了痴呆。

她只是被困住了，被这看不见尽头的大山，日复一日的操劳。

甚至，和她脐带相连的女儿。

上周四我在乡垃圾场捡废品时，从破书包里翻出个电话手表。

屏幕裂成蜘蛛网，但充电口还能用。

第二天我提前两小时走山路到镇中学，求门卫大爷让我在收发室充电。

现在这手表就缝在棉袄夹层里，每次爸爸抡起烧火棍，我就隔着布料按住录音键。

最难的是攒钱。

妈妈每次卖完鸡蛋，会把攒下的毛票塞进灶王爷画像后的墙缝。

我趁着每周三给村小食堂送菜的机会，找养猪场老板娘换成整钱——她儿子是我同桌。

上个月爸爸掏灶灰通烟道，突然骂了句脏话。

他攥着那卷藏在砖缝里的零钱钻出来，五分硬币叮叮当当滚了一地。

妈正在院里剁猪草，听见动静，菜刀停在半空。

我正蹲在鸡窝旁捡蛋，眼看他要冲过去，扔了鸡蛋就扑到妈身前：

“是我藏的！”

爸爸一把揪住我领子，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：

“你再说一遍？谁教你的？是不是你娘？”

我咬紧嘴唇不敢开口。妈突然扔下菜刀，扑过来抱住爸的腿：

“她个孩子懂什么！是我......是我要藏的！”

“长本事了啊？”他揪住妈妈往水缸沿上磕，“学会当家贼了？”

父亲的怒火全转到妈身上，他抄起烧火棍往她身上抡。

我哭着想去拦，被奶奶死死拽住。

妈始终蜷着身子，任棍子落在背上，却一直对我摇头。

那晚她被打得下不了炕，奶奶把厨房上了锁。

我摸黑溜进猪圈，扒开石槽底的湿泥。

幸好，这里藏的钱还在。

寒风里，我按着棉袄里发烫的电话手表。

它还在录，录下每一声谩骂，每一次殴打。

这个家欠妈的，总有一天要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