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，他开始教我认字。

这事儿是偷偷进行的，像地下接头的暗号。

他说：“林晚，人活着，不能只认得饭和衣裳。”

人字最简单，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。他写给我看，说：

“你看，人就是这样，要站着，不能总跪着。”

我盯着那个字，手在膝盖上悄悄比划，第一次觉得，原来字里藏着这么厉害的道理。

后来，他又弄来些浅显的蒙学书，趁午后无人，在后院那棵老槐树下，摊开。

阳光透过叶隙，洒在纸上，也洒在他认真的侧脸上。

他念：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”

我听着，觉得胸口的憋闷好像被撬开了一丝缝，透进点不一样的气儿。

认的字多了，他偶尔会带回些外面的东西。

有时是画着奇怪轮船和火车的画报，有时是些薄薄的册子，封面印着《新青年》。

他指着上面的字教我认：“自由，革命。”

这些词太烫，太亮，像夏天的日头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我不太懂它们确切的意思，但隐约觉得，这和他那身月白长衫，和江家这高墙深院，

格格不入。

这是他带给我的，比米饭更顶饿，比棉衣更暖和的东西。

他十五岁那年，要去省城上新式学堂。

走前一夜，他送给我一个锦匣。

“往后我写的信，你看过的书，都收在这里面。”

我抱着匣子，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，喉咙堵得说不出话。

他看着我，忽然很轻地笑了一下：“林晚，你得接着认字，不能我走了，你又变回小瞎子。”

我用力点头，把涌到眼角的酸涩逼回去。

他终于要上马车了，经过我身边时，脚步顿了顿：

“林晚，等我回来。”

马车轱辘声远了，扬起一片尘土。

我紧紧攥着怀里那个冰冷的锦匣，第一次觉得，这院子空得让人心慌。

从那天起，那个锦匣就成了我的命根子。

他果然陆续寄信回来。起初是说些学堂趣事，省城见闻。

后来，信里的词句渐渐变得激昂，充满了家国、理想、变革。

再后来，信从海外来，带着陌生的邮票和异国的邮戳。

每一封信，我都反反复复地看，不认识的字就偷偷查他留给我的字典。

那些启蒙读物，《新青年》，《呐喊》，我都像啃硬馒头一样，一点点啃进肚子里。

他随信寄来一片压干的枫叶，红得像火，我把它和所有东西一起，小心翼翼地收在锦匣里。

这匣子，是我的学堂，是我的眼睛，是我通往外界的唯一窗口。

我不知道，他许诺的回来会是怎样的天翻地覆，也不知道，这匣子里的光，

最终会照亮我，还是会将我和他，连同这腐朽的江家，一起燃成灰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