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寒料峭，清溪畔的柳枝尚未抽芽，夜风掠过水面，带着刺骨的湿意。

园林深处，水榭灯火通明，十余位身着儒衫的文士围坐案前，衣袖轻拂，茶烟袅袅，仿佛真是一场风雅至极的诗会。

可那案上摊开的，并非诗稿，而是一幅烧焦布片的拓影——“政当疏之”四字残痕斑驳，像一道未愈的伤口，横亘在众人目光之间。

郑文昭执盏在手，指尖缓缓摩挲着杯沿，眸光微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