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蕊的律师发出一声嗤笑：“受害者？你的当事人把人逼到流产，她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受害者？”

我的律师没有理他，而是将第一份证据，呈给了法官。

“这是一份三年前，被告钱蕊在我当事人家中担任保姆时的雇佣合同，以及一份由我当事人儿子就读的医院出具的，关于其患有严重哮喘病的证明。”

法庭上开始出现一些疑惑的声音。

“三年前？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