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月廿二，我坐上了回长春的绿皮火车。

春运的尾巴，车厢里没那么挤，我好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了。

怀里还揣着孙寡妇早上非给我煮的鸡蛋，热乎气儿捂得我胸口暖洋洋的。

火车晃晃悠悠，刚过了四平站。

毫无征兆地，一股子寒气从我尾巴骨那儿就窜了上来。

不是外面冬天的凉，是那种往骨头缝里钻的阴寒。

连我怀里揣着的那颗热乎鸡蛋，都凉了半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