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桥接过纸条，指尖触到纸面的纹理，想起八十年代初京城百姓对“电话”的珍视——这串号码背后，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热忱。

“陈大哥言重了，”他将纸条郑重收进皮夹，“若有机会去报房胡同，定要叨扰您的炸酱面。”

站台上，绿皮火车喷出的白雾与晨雾交织。

刘艳忽然指着远处的邮电大楼：“陆姐，周医生，我得去给医院发电报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