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有些拒绝，但是于欢还是配合了询问。

关于那一晚的事情，于欢所说的和当年的笔录内容基本一致，并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推敲的地方。

这让我有些失望。

毕竟，不论当年的案件卷宗，还是包括王诗晴在内的证人，甚至是段悦娟的母亲以及生前的朋友刘思纯，我们了解的信息仍旧非常有限。

即便这些有限的信息，也和徐之阳在书页上写下的“冤枉”二字毫无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