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，是愤怒和怨恨让我仍保持一丝清醒，一丝希望，始终咬牙否定泰国警察的引导性问题。

因为我知道如果承认了，审讯录音和笔录会成为最直接的证据，到时候就算大使馆来了也救不了我。

泰国警察没辙了，大概是怕我突然猝死，他们终于停止了漫长的折磨，打开了讯问椅的锁，把我单独带到另一个同样逼仄狭窄的房间。